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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自然老師註:楊李或者李楊二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 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合作愉快的身影, 常成為歐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先生稱道的事, 當然關於兩老暗中較勁的事自1983年出版的"楊振寧論文選集及評論, 1945至1980年"(Yang's Selected Paper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就漸漸開始浮出檯面(Ed Regis, Who Got Einstein' Office?). 如今居然在媒體上如此大戰, 實在是人感到.......只能說, 他們有練過, 大家不要學...貼完之後覺得自己好像弄臣或小人居然在搬弄這些前輩的八卦....真抱歉
楊振寧撰文：《李政道傳》有多處失實
引自科學網
《李政道傳》(簡稱《2010李傳》)是一本介乎傳記與口述歷史之間的著作，作者是傳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於書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與李合作的細節，而所說的或則沒有包括全部事實，或則根本錯誤，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頗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應，以正視聽。我要說的，只限於能夠根據文獻講清楚的幾件較大的事情。書中許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領頭編輯的《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下稱《2004解謎》)，所以下面多處也要涉及此書。
圖一 楊振寧與Mills(1999年攝)
圖二 複印自《1957BNL443》19頁
圖三 複印自Brookhaven的2819文件
圖四 複印自1956年Gell-Mann寄給楊振寧的短文
I.
《2010李傳》58頁有下面一段關於我1948年博士論文的文字：
“第二個問題，雖然李政道給出了答案，但他那時正忙於天體物理的問題，沒有深入去研究。吳大猷先生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義，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後把答案寫出來。李政道尊重吳大猷先生的意見，回芝加哥後在他所住的國際公寓裏算這個問題。楊振寧來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計算，於是問李政道算什麼，李政道對他說了。後來，楊振寧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的計算，成了他的畢業論文。”
這段文字講了些事實，可是沒有講全部事實(The Whole Truth)，更沒有講最重要的事實。事實是：當時有一個謎團困擾許多研究β衰變的學者：β-γ關聯(correlation)的計算往往是大算一陣子之後，發現許多項都互相消去，結果非常簡單。Uhlenbeck和他的學生Falkoff就被此謎團困擾。【Uhlenbeck（1900-1988）是發現電子自旋的物理學家，許多人認為他應該得諾貝爾獎。］吳先生從Uhlenbeck那裏知道這謎團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經在研究此問題，而並不是和李談了以後才開始研究此問題。但我卻沒有大事計算，而是去想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項相消！
想的結果是：對稱原理是多項相消的內在原因，從而推廣此原因，寫了我的博士論文。全文發表後只有9頁篇幅[Phys.Rev.74，764(1948)]，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子物理學界的廣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子物理學教科書Blatt and Weisskopf，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就多處引用了我的這些定理，例如：
“楊的普遍定理也適用於此例。”(譯自該書1952年版639頁)
（對稱是二十世紀物理學的一個中心觀念。我的這篇1948年的博士論文，後來的楊-Mills、宇稱不守恆、1974年的規範場積分形式等工作，都是關於對稱的工作，其中尤以楊-Mills的規範場理論為極重要。請參閱《2009 Dyson》。）
II.
《2010李傳》第四章多處明示或暗示李是費米的博士生，而楊不是；《2004解謎》第14問答中也如此說。這同樣是只講部分事實，以偏概全。
我確實不是費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費米的得意學生，而李不是。證明一：費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過不少學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聯名發表過理論物理文章[Phys.Rev.76，1739(1949)]。證明二：1948年春費米為了弄懂Schwinger對重整化的工作（這是當時最紅的研究領域），每星期兩、三個上午在他的辦公室中討論此工作。（見《1983楊》6頁）參加的除費米外，有兩位教授：Teller與Wentzel，與五位研究生：Chew、Goldberger、 Rosenbluth、Steinberger與我，沒有李（討論了數周，結果由Goldberger整理成49頁的檔。但Schwinger的計算很難懂，我們的討論完全失敗）。證明三：費米出差的時候，常請我代課，從沒有請李（見《2004解謎》110頁）。證明四：費米於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53歲。他最後住醫院期間我專程自美國東岸飛往芝加哥去看他（《1983楊》307頁）。李沒有去看他。證明五：費米逝世以後，Segre 為編輯費米的全集邀我寫了一篇文章（《1983楊》48頁）。沒有邀李。等等。
III.
《2010李傳》第六章提到了“與楊振寧的合作與疏離”，所謂“疏離”是指1952年我們兩篇統計力學文章的排名次序問題；《2004解謎》的第8問答也是關於此問題的。
首先，需要指出，整體而言，統計力學向來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不是李的領域。從1944到1952年，我單獨在此領域發表過五篇文章，其中關於二維晶格系統自發磁化的文章是此領域的一個突破。李一生一共只發表過12篇統計力學文章（《1986李》第一卷viii頁），其中11篇都是1952-1960年間和我合作的成果，這清楚顯示了他在此領域所處位置。而我們1962年分手之後，我在此領域繼續工作，發表了很多文章，其中1967年與1969年有關一維系統的兩篇都具有開創性意義。1999年我獲頒 Onsager獎，那是此領域最重要的獎項。近年我重新回到此領域，在2008至2009年間又已經發表了六篇文章。
至於前述引起排名問題的那兩篇文章的背景是這樣的。1951年秋天李來普林斯頓，此時他尚未在統計力學領域有任何學術成果。我向他介紹了我上述那篇二維晶格自發磁化的文章，從此文開始我們企圖進一步推廣。《2004解謎》對這次合作是這樣描述的：
“當我(李)於1951年秋到達高等研究院時，討論的最熱烈的問題之一是伊辛(Ising)模型。那時候，楊剛好完成了他的兩維伊辛模型的磁化計算，想繼續在這一領域工作。由於我在芝加哥時，曾聽了喬和瑪麗•邁耶 (Joeand Maria Mayer)的統計力學課，邁耶的凝聚理論總是使我入迷。自然，我們的討論就很快集中到就伊辛結果向氣－液相變的推廣。”(《2004解謎》參考文獻 235-236頁)
這兩篇文章很有名，是經典文獻，都是由我執筆寫的。其研究態度與方法今天都公認為是我的風格。當時把兩篇文章都簽名為楊—李，是正常的次序。可是我起先竟計畫兩篇文章的簽名都把李放在前面，後來部分地接受了杜致禮的忠告，簽名才變成一篇楊李，一篇李楊。這是什麼緣故呢？（《2002楊傳》207頁）
回答：《1983楊》571-585頁表列了我1981年以前所發表的所有文章。根據這個表，1945年到1956年底我在美國發表的兩個人簽名的文章共有13篇：
依字母次序(八篇)
Fermi and Yang 1949
Lee and Yang 1952
Lee and Yang 1955
Lee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
Huang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Parity paper)
Lee and Yang 1956
不依字母次序(五篇)
Yang and Tiomno 1950
Yang and Feldman 1950
Yang and Lee 1952
Yang and Mills 1954
Yang and Mills 1954
不依字母次序的四位元合作者，李以外的三位：Tiomno、 Feldman和Mills都感謝我帶著他們寫了文章，都和我是終身朋友。其中Mills(1929-1999)於1999年身患癌症，還參加了我在石溪的退休研討會。(圖一)。更早在1992年在臺灣清華大學慶祝我70歲生日的學術會議上他作了一個演講(《1995劉丘》，199頁)，其中頭一段講到他和我在1953-1954年的合作經過，翻譯如下：
“我十分高興，也十分光榮，應邀為慶賀我的老朋友佛蘭克楊寫此文章。我很幸運，也很愉快，終身和他的名字並列。物理學者與學生在碰見我的時候往往說：‘哎呀，你就是楊-Mills的Mills？’我就要解釋我確實對我們的工作有一些有用的貢獻，但當幸運之神把我們安排在一起時，我的經驗尚淺，而佛蘭克楊當時，（與現在），是既聰明又對比他年輕的物理學家十分慷慨。 ”
Mills說我曾慷慨幫助比自己年輕的物理學家，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位就是李政道。我當時把他當作是我的弟弟，盡力培植（《2002楊傳》506頁）。
後來我曾盡力培植吳大峻(哈佛大學教授)。他也終身感激，在1992年的一篇名為“楊教授與我”的文章中他有這樣幾句話關於1950年代他和我的合作：
“雖然楊教授對此文的貢獻比我多，但是他不肯和我聯名發表，因為他要幫我鞏固我的學術地位。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好幾次，一直到五年以後，1964年楊教授才和我第一次聯名發表了一篇文章。”(譯自《1995劉丘》，448頁)
又有幾句話關於後來1964年他和我的合作：
“因為那時我已有永久聘書，所以楊教授終於同意和我聯名發表文章。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我們的第一篇聯名文章。此文章今天還常被引用。”(同上，449頁)
IV.
《2010李傳》94頁有一段話提到李和我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Phys.Rev.98，1501）：
“這篇論文是否定楊振寧和米爾斯上述論文的。楊振寧自己否定自己的論文，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2004解謎》問答(8)，38頁中也有類似的話：
“1955年，我們合寫了一篇否定楊和米爾斯《同位旋守恆和同位元旋規範不變性》出發點的文章，在《物理評論》上發表。”
這篇1955年的文章很短，印出只有不足一頁，而全文不但沒有任何否定1954年楊—Mills文章的意思，反而是該文的申延。此文第二段清楚地說明其用意：
“楊與Mills在討論同位旋守恆問題時曾經涉及此問題。我們在此要討論的，則是重粒子守恆所引起的同類問題。”（譯自原文）
這樣看來，李於2003-2004年接受訪問時，恐怕並沒有翻查原文；《2010李傳》的作者于2009年恐怕也同樣沒有查閱原文。可是在《2004解謎》的問答(10)，45頁中李卻說：
“和楊振寧不一樣，我說話一向是很謹慎的，對自己的為人，要求一向是很嚴格的。”
V.
《2010李傳》與《2004解謎》都再三講“宇稱不守恆思想之突破”發生於1956年4月8日或9日，說Rochester國際會議（1956年4月3日到16日）結束後李與Steinberger就重奇異粒子的產生和衰變作詳細討論，在討論中李想到贗標量是問題關鍵，說這是他的突破。《2004解謎》問答(3)，5-6頁上這樣說：
“……4月8日或9日，……我發現，用斯坦伯格實驗中重粒子產生和衰變的幾個動量，便能很簡單地去組織一個新的贗標量。用了這θ-τ以外的贗標量，就可以試驗θ-τ以外的系統宇稱是否不守恆。而這些贗標量，很顯然的，沒有被以前任何實驗測量過。……這就是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底線是我現在加上去的）
兩頁以後再說：
“這一切完全證明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獨立做出的，和楊振寧無關。”
贗標量（pseudoscalar）是物理學中的一個觀念，它確是化解θ-τ謎最重要的鑰匙。在1954-1956年間討論θ-τ謎的文獻中，它起先完全沒有出現，第一次出現於文獻就是在1956年10月李和我的那篇後來得獎的文章中(Phys.Rev.104，254)，這篇文章定稿於該年6月22日。
可是贗標量既非“在4月8日或9日”出現於θ-τ謎中，也非李“獨自發現”的：
(A)贗標量出現的時間是5月中旬，是在苦思後“頓悟”出來的。鐵證如下：
那幾年θ-τ謎是物理學界最熱門的研究題目，在上述最重要的 Rochester國際會議中我被邀請作關於θ-τ謎的總結報告。根據事後出版的會議紀錄，李並沒有做任何報告，也沒有就θ-τ謎發言。我的報告自然特別專注於奇異粒子(strange particles)，因為θ與τ都是奇異粒子。在會議之後兩三個星期內，李和我的研究起先依舊集中在奇異粒子。後來經過了下面幾個重要階段，最後才發現贗標量的重要性（《1983楊》，26-31、183-188頁）：
1.在五月初改變研究方向，不研究奇異粒子了，改研究β衰變。
2.引進楊和Tiomno一篇1950年的文章（Phys.Rev.79，495）中關於β衰變的觀念，引入C與C'係數（《1983楊》190頁，注7）。
3.用了C與C'到β衰變研究，然後作了一、二星期的大算，發現許多項相消，得到令人震驚的結論：“原來過去多種β衰變試驗都並未證明宇稱絕對守恆。”
4.五月間我在Brookhaven報告此結果後，Walter Selove問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項相消？我一時不會回答。
5.於苦思一兩天以後，在五月中旬（前後）的一天才突然有了頓悟：要引入贗標量的觀念才能懂為什麼多項相消。
頓悟以後，我們像觸電一樣感覺我們和所有研究θ-τ謎的人，原來都非常笨，一直沒有想到贗標量。那天的這個頓悟，15年以後李在《1971李》中，曾有聲有色地這樣描述（中文翻譯見《2004解謎》，參考文獻144頁）：
“在我們把齊格班的書通讀一遍之後，重新用新的相互作用推導了所有的那些老的公式，我們就十分清楚了，在那個時候，甚至連一個能證明在β衰變中宇稱是守恆的實驗證據都沒有。這說明我們是多麼愚蠢！應該有一個極為簡單的理由，為什麼所有那些複雜的干涉項C*iCj互相一一消除。當我們停止計算而思考時，在一個相當短的時間裏，我們就明白了，缺少證據的原因在於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沒有人做過任何努力去從看來好像左―右對稱的安排中專門挑出贗標量進行研究。”（底線是我現在加上去的）
所以李于1971年還清楚地記得此頓悟，記得是在轉換戰場，改研究β衰變，引進C與C'大算之後，是在5月中前後，不是在4月上旬。
(事實上，如果贗標量之引入確實像李現在所說的那樣，由他在4月8日或9日發現，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於5月初引入C與C'大算β衰變呢？為什麼還要等吳健雄來做β衰變中宇稱不守恆的工作呢？)
(B)頓悟者是楊或是李？是楊。對此我沒有鐵證，但有80%至90%可信度的證明：達到頓悟最關鍵的一著是一個
C→C，C'→-C'的轉換(transformation)。C與C'是由我自我與Tiomno一篇1950年的文章引進的，是與對稱有關的係數，而對稱是我的專長(見本文I節)，所以才能終於想到了這不尋常的一著。（詳見《1983楊》28-29頁）
這個轉換及其不尋常的作用在《1957 BNL 443》第18-20頁有詳細的說明。圖二複印自其中19頁的一段。
［上面I節所講的當時(1948年)的大算與本節所講的1956年的大算，都因為利用對稱原理，而可以化為不必要，顯示出對稱原理的深入重要性。對此重要性的敏感與認識是我一生學術工作的一個特徵。］
VI.
在《1983楊》的29-30頁我曾描述1956年5月底前後我怎樣寫了初稿，打字後成為Brookhaven的2819檔(圖三)，於6月22日投稿到Physical Review，此原稿當還在 Brookhaven和Physical Review期刊的檔案中，可以復查的。可是多年後在《2004解謎》23-24頁上卻說初稿是李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的；《2010李傳》107頁也持此說法。哪一種說法正確呢？手頭沒有文獻以百分之百的可信度來回答此問題。可是有一個旁證：李於看到我的這本《1983楊》以後，出版了回應的《1986李》，題目是“BrokenParity”。(此文的中譯本見《2004解謎》233-251頁)文章對我在這本書中所說的文稿主要是由楊執筆的說法未提任何異議。
如果初稿是他寫的，他在這篇他一生極重要的回應文章中會不提異議嗎？
VII.
《2004解謎》中說：
“1956年4月初我(李)做出了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以後，到5月份楊振寧才參加進來和我一起對宇稱不守恆做了系統性的理論分析工作，一起寫出了獲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問答(3)，16-17頁]
“我正在計算和分析。楊振寧要求和我合作，願意幫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問答(8)，38頁]
這些話顯然是要表明，在宇稱不守恆的工作上，李是主要的，我只不過是跟隨的副手。
這個說法奇怪的顛倒了主從關係，與當時同行們的印象正相反。鐵證如下：
在1956年12月初，我們那篇關於宇稱不守恆的文章已經發表了，吳健雄的實驗正在進行中，但尚無結果。當時在求解θ-τ謎團這個重大問題的戰場上，疑雲滿布，和我們競爭的勁敵是極有名的Gell-Mann（後來於196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以為我們的文章有錯誤，就匆匆忙忙寫了一篇短文寄給我(圖四)；顯然，Gell-Mann以為發現了我們的弱點，所以投下了“戰書”（但幾天後他就發現我們的文章其實並沒有錯，又來信取消了他的短文）。
他這封信很值得注意的有下面兩點：(1)在短文第一頁右上方 Gell-Mann寫道“佛蘭克楊：請于此文送印前告訴我你的意見。”很明顯，他知道他的真正對手是誰。(2)雖然我們的文章已發表，排名順序為李－楊，可是Gell-Mann在全文中只引用楊－李，而從不用李－楊，這就有力地說明了，在他心目中李和我之間的合作關係是怎樣一回事。
VIII.
李和我1962年決裂以後，是誰先在公眾場合討論宇稱不守恆研究的經過，是誰先引起公開爭端的呢？《2010李傳》和《2004解謎》都指責我，說是《1983楊》一書起的頭。這不是事實。
事實是這樣的。1968-1971年間李在多處作關於弱相互作用的歷史的演講，包括在義大利的Erice、CERN、哥倫比亞大學、Rutgers大學等各處。許多聽過他的演講的人告訴我，他基本上是說宇稱不守恆的工作是由他開始和主持，中間要找人幫忙計算，就找了我。聽後我當然感到震驚與憤怒，可是由於沒有見到出版的文獻，所以並沒有作任何公開回應。直到十年後，我偶然在一本1971年出版的書中，看到了李1970年在西西里島Erice的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ub-nuclear Physics的演講(即《1971李》)，才瞭解傳言並非虛構。這樣，我才在1983年出版的《楊振寧論文選集》（即《1983楊》）中第一次作公開回應。
因此，李1968-1971年所作的許多演講，以及其中的Erice講稿的出版，才是我們之間所有公開論爭的源頭。
那麼，李在Erice到底講了些什麼呢？根據公開出版的《1971李》，他演講的題目是“弱相互作用的歷史”，全文共分三節，第二節講的是θ-τ謎，其中最關鍵的一段，下面稱為(a)：
“那時，宇稱算符P的真實含義還不清楚，至少對我(李)來說是這樣。當然，我瞭解它的數學特徵：P應由一個希爾伯特空間中的麼正算符來表示，而在P的作用下，例如對於自旋為1/2的費米場，我們可以得到
等等。我假設，β衰變可用一個更加普遍的拉氏量來描述，它包括10項耦合常數，即通常的5項Ci（i=S，P，V，A，T）以及另外5項宇稱破缺常數C'i。隨後我從吳健雄那裏借到一本由齊格班（K.Siegbahn）編的有關β衰變的權威著作，和楊振寧一起系統地計算了所有可能的宇稱破缺的效應。”（此中譯文見《2004解謎》，參考文獻 143-144頁。原文沒有底線。）
這段文字的含意很明顯：觀念上的探索、進展都是由李主導，李帶著楊做研究，楊的貢獻只是做了些計算而已。
因此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於是在《1983楊》這本論文集中寫下了一些我們多年來合作的細節，並寫下了下面的一段話：
“一直到今天，我在公眾場合都嚴守自律，絕對不討論我和李合作的細節。除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們和兩個親密的朋友以外，我從來沒有向外人談過上文（56h）所述的研究經過。此經過是根據我1956年及 1962年的簡單筆記而寫的。本來我並不準備於任何時候發表這些細節，可是1979年的一天我偶然看見了A.Zichichi所編輯的書 Elementary Processes at High Energy，Proceedings of the 1970 Majorana School(Academic Press，1971)裏面的李政道的文章，才使得我改變了這個長期以來的決定。在這本書裏，李的文章題目為〈弱相互作用的歷史〉，其中他描述了一些涉及1949年我們合作的一篇文章與1956年我們合作的關於宇稱不守恆的文章的細節。李的這篇文章隱示和暗含了 (implied and insinuated)許多事情，關於他和我的關係、關於宇稱不守恆的工作，與關於β衰變怎麼搞進了θ-τ謎。全文沒有講關鍵的觀念與戰略是怎樣產生與發展的，也沒有講宇稱不守恆文章是怎樣寫出來的。我於1979年看了這篇文章以後，瞭解到我一定要在適當的場合把真相寫出來。 ”（譯自《1983楊》，30頁）
為了回應，李發表了《1986李》。其題目是“破缺的宇稱”。此文中譯見《2004解謎》，參考文獻233-251頁。這一次有了一些細節，譬如提到了上面V節中的轉捩點1與2(改研究β衰變與引入C與C')。而最關鍵的是其中的一段，下面稱為(b):
“那時，楊和我對宇稱算符P的實質意義都還不清楚。當然，我們知道它的數學特徵：P應當由在希爾伯特空間裏的一個麼正算符來表示，在P作用下，對自旋為1/2的費米場，可以得到
等等。沒有宇稱守恆，β衰變應該用一個推廣的拉格朗日函數來描述，包括十個耦合常數，常用的五個是Ci=（i=S，P，V，A，T）以及另外五個宇稱破壞的常數C′i。
楊和我開始系統地用推廣的宇稱不守恆作用對所有已知的β衰變現象進行研究。我們很快讀完了齊格班的書，經常保持電話聯繫。我們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完成了全部的β衰變分析。”（此中譯文見《2004解謎》，參考文獻242-243頁。）
對比(a)與(b)，顯然是看了《1983楊》以後，李覺悟到十多年前他發表的(a)語氣不妥，是大患，於是刪掉四個“我”字，略作修改，於1986年發表為(b)，希望天下人都不去查閱原版(a)。（可是編者季承不小心，竟把原版(a)與新版(b)都譯為中文，印在同一本《2004解謎》中。）
IX.
《2010李傳》199頁說:
“(李)這時他才得知，xxx帶頭寫信給中國政府，對CUSPEA計畫表示抗議，迫使這一計畫中途停頓下來。他們說，李政道搞的CUSPEA計畫是‘喪權辱國’，‘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半殖民地都不如’。”
在《2008李文選》89頁上也有這樣一段文字：
“1980年春，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教授、數學邏輯專家王浩到哥倫比亞大學我的辦公室。他是專程來告訴我，有一封以一位極有名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為首的信，信中對CUSPEA用了‘喪權辱國 ’、‘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半殖民地都不如’之類‘文革’式的大帽子。”
我要在此鄭重澄清：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說過這樣的話，寫過這樣的信，也沒有以任何方式反對過CUSPEA。事實上，CUSPEA是李于1980年代初發起並主持的計畫，安排中國學生到美國許多大學做物理系研究生，我對此計畫始終是贊許的。我所在的石溪大學沒有參加此計畫，並不是因為我不贊成它，而是因為：(一)石溪已經有多種管道引進中國物理研究生，所以不必參加CUSPEA；(二)我知道我不能和李共事。
X.
李政道和我在1946-1957年間的合作非常非常成功。我曾說它當時被同行們羡慕和妒忌。記得那時我也曾為蘇軾給他弟弟的詩句所深深感動：
與君世世為兄弟
更結此生未了因
那時怎麼樣也不會料到我們的被羨妒的合作會演變成後來的悲劇。
Pais(1918-2000)是有名的愛因斯坦傳《SubtleistheLord》的作者。他跟李和我都曾是多年的朋友與同事。他對楊李的合與分寫過下面的一段話：
“我認為要瞭解其中真相，要對中國傳統比我有更多的知識……”（譯自《2000Pais》，177-178頁）
在眾多討論楊李之合與分的文章中，這恐怕是最有深度的一段話。
參考資料
《1957 BNL 443》：這是Brookhaven印出的一本小冊子。號碼為BNL443(T-91)。作者為李楊。在楊的著作中編號為[57p]，在李的著作中編號為[32]。
《1971李》：這是李政道在Erice的演講。題目是“弱相互作用的歷史”。發表於他的Selected Papers，vol.3，p.475(Birkhauser，1986)。中譯文見《2004解謎》135頁。
《1983楊》：《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Freeman，1983)。這本書24-32頁詳細描述了1956年楊李合作的經過。
《1986李》：這篇文章叫“Broken Parity”，發表于李的Selected Papers，vol.3，p.487-509(Birkhauser，1986)。中譯文見《2004解謎》233頁。
《1988李》：《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edited by R.Novick，(Birkhauser，1988)。中譯文見《2004解謎》257頁。
《1995劉丘》：《Chen Ning Yang-A Great Physici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edited by劉兆玄、丘成桐，(International Press，1995)。
《2000 Pais》：《The Genius of Science》，edited by A.Pa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2002楊傳》：《楊振寧傳》，江才健著，(天下文化，2002)。
《2004解謎》：《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季承、柳懷祖、滕麗著，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此書之繁體字版2004年由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二者的19條問答與參考文獻都基本相同，但頁數不同。
《2008李文選》：《李政道文選(科學和人文)》，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2009 Dyson》：原載《Notice of the AMS》，vol.56，p.212。中譯文載《自然雜誌》31卷，298頁(2009)。
《2010李傳》：《李政道傳》，季承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
（原題為《關於季承的<李政道傳>及<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
楊振寧撰文：《李政道傳》有多處失實
引自科學網
《李政道傳》(簡稱《2010李傳》)是一本介乎傳記與口述歷史之間的著作，作者是傳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於書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與李合作的細節，而所說的或則沒有包括全部事實，或則根本錯誤，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頗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應，以正視聽。我要說的，只限於能夠根據文獻講清楚的幾件較大的事情。書中許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領頭編輯的《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下稱《2004解謎》)，所以下面多處也要涉及此書。
圖一 楊振寧與Mills(1999年攝)
圖二 複印自《1957BNL443》19頁
圖三 複印自Brookhaven的2819文件
圖四 複印自1956年Gell-Mann寄給楊振寧的短文
I.
《2010李傳》58頁有下面一段關於我1948年博士論文的文字：
“第二個問題，雖然李政道給出了答案，但他那時正忙於天體物理的問題，沒有深入去研究。吳大猷先生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義，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後把答案寫出來。李政道尊重吳大猷先生的意見，回芝加哥後在他所住的國際公寓裏算這個問題。楊振寧來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計算，於是問李政道算什麼，李政道對他說了。後來，楊振寧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的計算，成了他的畢業論文。”
這段文字講了些事實，可是沒有講全部事實(The Whole Truth)，更沒有講最重要的事實。事實是：當時有一個謎團困擾許多研究β衰變的學者：β-γ關聯(correlation)的計算往往是大算一陣子之後，發現許多項都互相消去，結果非常簡單。Uhlenbeck和他的學生Falkoff就被此謎團困擾。【Uhlenbeck（1900-1988）是發現電子自旋的物理學家，許多人認為他應該得諾貝爾獎。］吳先生從Uhlenbeck那裏知道這謎團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經在研究此問題，而並不是和李談了以後才開始研究此問題。但我卻沒有大事計算，而是去想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項相消！
想的結果是：對稱原理是多項相消的內在原因，從而推廣此原因，寫了我的博士論文。全文發表後只有9頁篇幅[Phys.Rev.74，764(1948)]，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子物理學界的廣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子物理學教科書Blatt and Weisskopf，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就多處引用了我的這些定理，例如：
“楊的普遍定理也適用於此例。”(譯自該書1952年版639頁)
（對稱是二十世紀物理學的一個中心觀念。我的這篇1948年的博士論文，後來的楊-Mills、宇稱不守恆、1974年的規範場積分形式等工作，都是關於對稱的工作，其中尤以楊-Mills的規範場理論為極重要。請參閱《2009 Dyson》。）
II.
《2010李傳》第四章多處明示或暗示李是費米的博士生，而楊不是；《2004解謎》第14問答中也如此說。這同樣是只講部分事實，以偏概全。
我確實不是費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費米的得意學生，而李不是。證明一：費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過不少學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聯名發表過理論物理文章[Phys.Rev.76，1739(1949)]。證明二：1948年春費米為了弄懂Schwinger對重整化的工作（這是當時最紅的研究領域），每星期兩、三個上午在他的辦公室中討論此工作。（見《1983楊》6頁）參加的除費米外，有兩位教授：Teller與Wentzel，與五位研究生：Chew、Goldberger、 Rosenbluth、Steinberger與我，沒有李（討論了數周，結果由Goldberger整理成49頁的檔。但Schwinger的計算很難懂，我們的討論完全失敗）。證明三：費米出差的時候，常請我代課，從沒有請李（見《2004解謎》110頁）。證明四：費米於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53歲。他最後住醫院期間我專程自美國東岸飛往芝加哥去看他（《1983楊》307頁）。李沒有去看他。證明五：費米逝世以後，Segre 為編輯費米的全集邀我寫了一篇文章（《1983楊》48頁）。沒有邀李。等等。
III.
《2010李傳》第六章提到了“與楊振寧的合作與疏離”，所謂“疏離”是指1952年我們兩篇統計力學文章的排名次序問題；《2004解謎》的第8問答也是關於此問題的。
首先，需要指出，整體而言，統計力學向來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不是李的領域。從1944到1952年，我單獨在此領域發表過五篇文章，其中關於二維晶格系統自發磁化的文章是此領域的一個突破。李一生一共只發表過12篇統計力學文章（《1986李》第一卷viii頁），其中11篇都是1952-1960年間和我合作的成果，這清楚顯示了他在此領域所處位置。而我們1962年分手之後，我在此領域繼續工作，發表了很多文章，其中1967年與1969年有關一維系統的兩篇都具有開創性意義。1999年我獲頒 Onsager獎，那是此領域最重要的獎項。近年我重新回到此領域，在2008至2009年間又已經發表了六篇文章。
至於前述引起排名問題的那兩篇文章的背景是這樣的。1951年秋天李來普林斯頓，此時他尚未在統計力學領域有任何學術成果。我向他介紹了我上述那篇二維晶格自發磁化的文章，從此文開始我們企圖進一步推廣。《2004解謎》對這次合作是這樣描述的：
“當我(李)於1951年秋到達高等研究院時，討論的最熱烈的問題之一是伊辛(Ising)模型。那時候，楊剛好完成了他的兩維伊辛模型的磁化計算，想繼續在這一領域工作。由於我在芝加哥時，曾聽了喬和瑪麗•邁耶 (Joeand Maria Mayer)的統計力學課，邁耶的凝聚理論總是使我入迷。自然，我們的討論就很快集中到就伊辛結果向氣－液相變的推廣。”(《2004解謎》參考文獻 235-236頁)
這兩篇文章很有名，是經典文獻，都是由我執筆寫的。其研究態度與方法今天都公認為是我的風格。當時把兩篇文章都簽名為楊—李，是正常的次序。可是我起先竟計畫兩篇文章的簽名都把李放在前面，後來部分地接受了杜致禮的忠告，簽名才變成一篇楊李，一篇李楊。這是什麼緣故呢？（《2002楊傳》207頁）
回答：《1983楊》571-585頁表列了我1981年以前所發表的所有文章。根據這個表，1945年到1956年底我在美國發表的兩個人簽名的文章共有13篇：
依字母次序(八篇)
Fermi and Yang 1949
Lee and Yang 1952
Lee and Yang 1955
Lee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
Huang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Parity paper)
Lee and Yang 1956
不依字母次序(五篇)
Yang and Tiomno 1950
Yang and Feldman 1950
Yang and Lee 1952
Yang and Mills 1954
Yang and Mills 1954
不依字母次序的四位元合作者，李以外的三位：Tiomno、 Feldman和Mills都感謝我帶著他們寫了文章，都和我是終身朋友。其中Mills(1929-1999)於1999年身患癌症，還參加了我在石溪的退休研討會。(圖一)。更早在1992年在臺灣清華大學慶祝我70歲生日的學術會議上他作了一個演講(《1995劉丘》，199頁)，其中頭一段講到他和我在1953-1954年的合作經過，翻譯如下：
“我十分高興，也十分光榮，應邀為慶賀我的老朋友佛蘭克楊寫此文章。我很幸運，也很愉快，終身和他的名字並列。物理學者與學生在碰見我的時候往往說：‘哎呀，你就是楊-Mills的Mills？’我就要解釋我確實對我們的工作有一些有用的貢獻，但當幸運之神把我們安排在一起時，我的經驗尚淺，而佛蘭克楊當時，（與現在），是既聰明又對比他年輕的物理學家十分慷慨。 ”
Mills說我曾慷慨幫助比自己年輕的物理學家，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位就是李政道。我當時把他當作是我的弟弟，盡力培植（《2002楊傳》506頁）。
後來我曾盡力培植吳大峻(哈佛大學教授)。他也終身感激，在1992年的一篇名為“楊教授與我”的文章中他有這樣幾句話關於1950年代他和我的合作：
“雖然楊教授對此文的貢獻比我多，但是他不肯和我聯名發表，因為他要幫我鞏固我的學術地位。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好幾次，一直到五年以後，1964年楊教授才和我第一次聯名發表了一篇文章。”(譯自《1995劉丘》，448頁)
又有幾句話關於後來1964年他和我的合作：
“因為那時我已有永久聘書，所以楊教授終於同意和我聯名發表文章。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我們的第一篇聯名文章。此文章今天還常被引用。”(同上，449頁)
IV.
《2010李傳》94頁有一段話提到李和我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Phys.Rev.98，1501）：
“這篇論文是否定楊振寧和米爾斯上述論文的。楊振寧自己否定自己的論文，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2004解謎》問答(8)，38頁中也有類似的話：
“1955年，我們合寫了一篇否定楊和米爾斯《同位旋守恆和同位元旋規範不變性》出發點的文章，在《物理評論》上發表。”
這篇1955年的文章很短，印出只有不足一頁，而全文不但沒有任何否定1954年楊—Mills文章的意思，反而是該文的申延。此文第二段清楚地說明其用意：
“楊與Mills在討論同位旋守恆問題時曾經涉及此問題。我們在此要討論的，則是重粒子守恆所引起的同類問題。”（譯自原文）
這樣看來，李於2003-2004年接受訪問時，恐怕並沒有翻查原文；《2010李傳》的作者于2009年恐怕也同樣沒有查閱原文。可是在《2004解謎》的問答(10)，45頁中李卻說：
“和楊振寧不一樣，我說話一向是很謹慎的，對自己的為人，要求一向是很嚴格的。”
V.
《2010李傳》與《2004解謎》都再三講“宇稱不守恆思想之突破”發生於1956年4月8日或9日，說Rochester國際會議（1956年4月3日到16日）結束後李與Steinberger就重奇異粒子的產生和衰變作詳細討論，在討論中李想到贗標量是問題關鍵，說這是他的突破。《2004解謎》問答(3)，5-6頁上這樣說：
“……4月8日或9日，……我發現，用斯坦伯格實驗中重粒子產生和衰變的幾個動量，便能很簡單地去組織一個新的贗標量。用了這θ-τ以外的贗標量，就可以試驗θ-τ以外的系統宇稱是否不守恆。而這些贗標量，很顯然的，沒有被以前任何實驗測量過。……這就是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底線是我現在加上去的）
兩頁以後再說：
“這一切完全證明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獨立做出的，和楊振寧無關。”
贗標量（pseudoscalar）是物理學中的一個觀念，它確是化解θ-τ謎最重要的鑰匙。在1954-1956年間討論θ-τ謎的文獻中，它起先完全沒有出現，第一次出現於文獻就是在1956年10月李和我的那篇後來得獎的文章中(Phys.Rev.104，254)，這篇文章定稿於該年6月22日。
可是贗標量既非“在4月8日或9日”出現於θ-τ謎中，也非李“獨自發現”的：
(A)贗標量出現的時間是5月中旬，是在苦思後“頓悟”出來的。鐵證如下：
那幾年θ-τ謎是物理學界最熱門的研究題目，在上述最重要的 Rochester國際會議中我被邀請作關於θ-τ謎的總結報告。根據事後出版的會議紀錄，李並沒有做任何報告，也沒有就θ-τ謎發言。我的報告自然特別專注於奇異粒子(strange particles)，因為θ與τ都是奇異粒子。在會議之後兩三個星期內，李和我的研究起先依舊集中在奇異粒子。後來經過了下面幾個重要階段，最後才發現贗標量的重要性（《1983楊》，26-31、183-188頁）：
1.在五月初改變研究方向，不研究奇異粒子了，改研究β衰變。
2.引進楊和Tiomno一篇1950年的文章（Phys.Rev.79，495）中關於β衰變的觀念，引入C與C'係數（《1983楊》190頁，注7）。
3.用了C與C'到β衰變研究，然後作了一、二星期的大算，發現許多項相消，得到令人震驚的結論：“原來過去多種β衰變試驗都並未證明宇稱絕對守恆。”
4.五月間我在Brookhaven報告此結果後，Walter Selove問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項相消？我一時不會回答。
5.於苦思一兩天以後，在五月中旬（前後）的一天才突然有了頓悟：要引入贗標量的觀念才能懂為什麼多項相消。
頓悟以後，我們像觸電一樣感覺我們和所有研究θ-τ謎的人，原來都非常笨，一直沒有想到贗標量。那天的這個頓悟，15年以後李在《1971李》中，曾有聲有色地這樣描述（中文翻譯見《2004解謎》，參考文獻144頁）：
“在我們把齊格班的書通讀一遍之後，重新用新的相互作用推導了所有的那些老的公式，我們就十分清楚了，在那個時候，甚至連一個能證明在β衰變中宇稱是守恆的實驗證據都沒有。這說明我們是多麼愚蠢！應該有一個極為簡單的理由，為什麼所有那些複雜的干涉項C*iCj互相一一消除。當我們停止計算而思考時，在一個相當短的時間裏，我們就明白了，缺少證據的原因在於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沒有人做過任何努力去從看來好像左―右對稱的安排中專門挑出贗標量進行研究。”（底線是我現在加上去的）
所以李于1971年還清楚地記得此頓悟，記得是在轉換戰場，改研究β衰變，引進C與C'大算之後，是在5月中前後，不是在4月上旬。
(事實上，如果贗標量之引入確實像李現在所說的那樣，由他在4月8日或9日發現，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於5月初引入C與C'大算β衰變呢？為什麼還要等吳健雄來做β衰變中宇稱不守恆的工作呢？)
(B)頓悟者是楊或是李？是楊。對此我沒有鐵證，但有80%至90%可信度的證明：達到頓悟最關鍵的一著是一個
C→C，C'→-C'的轉換(transformation)。C與C'是由我自我與Tiomno一篇1950年的文章引進的，是與對稱有關的係數，而對稱是我的專長(見本文I節)，所以才能終於想到了這不尋常的一著。（詳見《1983楊》28-29頁）
這個轉換及其不尋常的作用在《1957 BNL 443》第18-20頁有詳細的說明。圖二複印自其中19頁的一段。
［上面I節所講的當時(1948年)的大算與本節所講的1956年的大算，都因為利用對稱原理，而可以化為不必要，顯示出對稱原理的深入重要性。對此重要性的敏感與認識是我一生學術工作的一個特徵。］
VI.
在《1983楊》的29-30頁我曾描述1956年5月底前後我怎樣寫了初稿，打字後成為Brookhaven的2819檔(圖三)，於6月22日投稿到Physical Review，此原稿當還在 Brookhaven和Physical Review期刊的檔案中，可以復查的。可是多年後在《2004解謎》23-24頁上卻說初稿是李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的；《2010李傳》107頁也持此說法。哪一種說法正確呢？手頭沒有文獻以百分之百的可信度來回答此問題。可是有一個旁證：李於看到我的這本《1983楊》以後，出版了回應的《1986李》，題目是“BrokenParity”。(此文的中譯本見《2004解謎》233-251頁)文章對我在這本書中所說的文稿主要是由楊執筆的說法未提任何異議。
如果初稿是他寫的，他在這篇他一生極重要的回應文章中會不提異議嗎？
VII.
《2004解謎》中說：
“1956年4月初我(李)做出了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以後，到5月份楊振寧才參加進來和我一起對宇稱不守恆做了系統性的理論分析工作，一起寫出了獲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問答(3)，16-17頁]
“我正在計算和分析。楊振寧要求和我合作，願意幫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問答(8)，38頁]
這些話顯然是要表明，在宇稱不守恆的工作上，李是主要的，我只不過是跟隨的副手。
這個說法奇怪的顛倒了主從關係，與當時同行們的印象正相反。鐵證如下：
在1956年12月初，我們那篇關於宇稱不守恆的文章已經發表了，吳健雄的實驗正在進行中，但尚無結果。當時在求解θ-τ謎團這個重大問題的戰場上，疑雲滿布，和我們競爭的勁敵是極有名的Gell-Mann（後來於196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以為我們的文章有錯誤，就匆匆忙忙寫了一篇短文寄給我(圖四)；顯然，Gell-Mann以為發現了我們的弱點，所以投下了“戰書”（但幾天後他就發現我們的文章其實並沒有錯，又來信取消了他的短文）。
他這封信很值得注意的有下面兩點：(1)在短文第一頁右上方 Gell-Mann寫道“佛蘭克楊：請于此文送印前告訴我你的意見。”很明顯，他知道他的真正對手是誰。(2)雖然我們的文章已發表，排名順序為李－楊，可是Gell-Mann在全文中只引用楊－李，而從不用李－楊，這就有力地說明了，在他心目中李和我之間的合作關係是怎樣一回事。
VIII.
李和我1962年決裂以後，是誰先在公眾場合討論宇稱不守恆研究的經過，是誰先引起公開爭端的呢？《2010李傳》和《2004解謎》都指責我，說是《1983楊》一書起的頭。這不是事實。
事實是這樣的。1968-1971年間李在多處作關於弱相互作用的歷史的演講，包括在義大利的Erice、CERN、哥倫比亞大學、Rutgers大學等各處。許多聽過他的演講的人告訴我，他基本上是說宇稱不守恆的工作是由他開始和主持，中間要找人幫忙計算，就找了我。聽後我當然感到震驚與憤怒，可是由於沒有見到出版的文獻，所以並沒有作任何公開回應。直到十年後，我偶然在一本1971年出版的書中，看到了李1970年在西西里島Erice的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ub-nuclear Physics的演講(即《1971李》)，才瞭解傳言並非虛構。這樣，我才在1983年出版的《楊振寧論文選集》（即《1983楊》）中第一次作公開回應。
因此，李1968-1971年所作的許多演講，以及其中的Erice講稿的出版，才是我們之間所有公開論爭的源頭。
那麼，李在Erice到底講了些什麼呢？根據公開出版的《1971李》，他演講的題目是“弱相互作用的歷史”，全文共分三節，第二節講的是θ-τ謎，其中最關鍵的一段，下面稱為(a)：
“那時，宇稱算符P的真實含義還不清楚，至少對我(李)來說是這樣。當然，我瞭解它的數學特徵：P應由一個希爾伯特空間中的麼正算符來表示，而在P的作用下，例如對於自旋為1/2的費米場，我們可以得到
等等。我假設，β衰變可用一個更加普遍的拉氏量來描述，它包括10項耦合常數，即通常的5項Ci（i=S，P，V，A，T）以及另外5項宇稱破缺常數C'i。隨後我從吳健雄那裏借到一本由齊格班（K.Siegbahn）編的有關β衰變的權威著作，和楊振寧一起系統地計算了所有可能的宇稱破缺的效應。”（此中譯文見《2004解謎》，參考文獻 143-144頁。原文沒有底線。）
這段文字的含意很明顯：觀念上的探索、進展都是由李主導，李帶著楊做研究，楊的貢獻只是做了些計算而已。
因此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於是在《1983楊》這本論文集中寫下了一些我們多年來合作的細節，並寫下了下面的一段話：
“一直到今天，我在公眾場合都嚴守自律，絕對不討論我和李合作的細節。除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們和兩個親密的朋友以外，我從來沒有向外人談過上文（56h）所述的研究經過。此經過是根據我1956年及 1962年的簡單筆記而寫的。本來我並不準備於任何時候發表這些細節，可是1979年的一天我偶然看見了A.Zichichi所編輯的書 Elementary Processes at High Energy，Proceedings of the 1970 Majorana School(Academic Press，1971)裏面的李政道的文章，才使得我改變了這個長期以來的決定。在這本書裏，李的文章題目為〈弱相互作用的歷史〉，其中他描述了一些涉及1949年我們合作的一篇文章與1956年我們合作的關於宇稱不守恆的文章的細節。李的這篇文章隱示和暗含了 (implied and insinuated)許多事情，關於他和我的關係、關於宇稱不守恆的工作，與關於β衰變怎麼搞進了θ-τ謎。全文沒有講關鍵的觀念與戰略是怎樣產生與發展的，也沒有講宇稱不守恆文章是怎樣寫出來的。我於1979年看了這篇文章以後，瞭解到我一定要在適當的場合把真相寫出來。 ”（譯自《1983楊》，30頁）
為了回應，李發表了《1986李》。其題目是“破缺的宇稱”。此文中譯見《2004解謎》，參考文獻233-251頁。這一次有了一些細節，譬如提到了上面V節中的轉捩點1與2(改研究β衰變與引入C與C')。而最關鍵的是其中的一段，下面稱為(b):
“那時，楊和我對宇稱算符P的實質意義都還不清楚。當然，我們知道它的數學特徵：P應當由在希爾伯特空間裏的一個麼正算符來表示，在P作用下，對自旋為1/2的費米場，可以得到
等等。沒有宇稱守恆，β衰變應該用一個推廣的拉格朗日函數來描述，包括十個耦合常數，常用的五個是Ci=（i=S，P，V，A，T）以及另外五個宇稱破壞的常數C′i。
楊和我開始系統地用推廣的宇稱不守恆作用對所有已知的β衰變現象進行研究。我們很快讀完了齊格班的書，經常保持電話聯繫。我們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完成了全部的β衰變分析。”（此中譯文見《2004解謎》，參考文獻242-243頁。）
對比(a)與(b)，顯然是看了《1983楊》以後，李覺悟到十多年前他發表的(a)語氣不妥，是大患，於是刪掉四個“我”字，略作修改，於1986年發表為(b)，希望天下人都不去查閱原版(a)。（可是編者季承不小心，竟把原版(a)與新版(b)都譯為中文，印在同一本《2004解謎》中。）
IX.
《2010李傳》199頁說:
“(李)這時他才得知，xxx帶頭寫信給中國政府，對CUSPEA計畫表示抗議，迫使這一計畫中途停頓下來。他們說，李政道搞的CUSPEA計畫是‘喪權辱國’，‘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半殖民地都不如’。”
在《2008李文選》89頁上也有這樣一段文字：
“1980年春，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教授、數學邏輯專家王浩到哥倫比亞大學我的辦公室。他是專程來告訴我，有一封以一位極有名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為首的信，信中對CUSPEA用了‘喪權辱國 ’、‘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半殖民地都不如’之類‘文革’式的大帽子。”
我要在此鄭重澄清：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說過這樣的話，寫過這樣的信，也沒有以任何方式反對過CUSPEA。事實上，CUSPEA是李于1980年代初發起並主持的計畫，安排中國學生到美國許多大學做物理系研究生，我對此計畫始終是贊許的。我所在的石溪大學沒有參加此計畫，並不是因為我不贊成它，而是因為：(一)石溪已經有多種管道引進中國物理研究生，所以不必參加CUSPEA；(二)我知道我不能和李共事。
X.
李政道和我在1946-1957年間的合作非常非常成功。我曾說它當時被同行們羡慕和妒忌。記得那時我也曾為蘇軾給他弟弟的詩句所深深感動：
與君世世為兄弟
更結此生未了因
那時怎麼樣也不會料到我們的被羨妒的合作會演變成後來的悲劇。
Pais(1918-2000)是有名的愛因斯坦傳《SubtleistheLord》的作者。他跟李和我都曾是多年的朋友與同事。他對楊李的合與分寫過下面的一段話：
“我認為要瞭解其中真相，要對中國傳統比我有更多的知識……”（譯自《2000Pais》，177-178頁）
在眾多討論楊李之合與分的文章中，這恐怕是最有深度的一段話。
參考資料
《1957 BNL 443》：這是Brookhaven印出的一本小冊子。號碼為BNL443(T-91)。作者為李楊。在楊的著作中編號為[57p]，在李的著作中編號為[32]。
《1971李》：這是李政道在Erice的演講。題目是“弱相互作用的歷史”。發表於他的Selected Papers，vol.3，p.475(Birkhauser，1986)。中譯文見《2004解謎》135頁。
《1983楊》：《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Freeman，1983)。這本書24-32頁詳細描述了1956年楊李合作的經過。
《1986李》：這篇文章叫“Broken Parity”，發表于李的Selected Papers，vol.3，p.487-509(Birkhauser，1986)。中譯文見《2004解謎》233頁。
《1988李》：《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edited by R.Novick，(Birkhauser，1988)。中譯文見《2004解謎》257頁。
《1995劉丘》：《Chen Ning Yang-A Great Physici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edited by劉兆玄、丘成桐，(International Press，1995)。
《2000 Pais》：《The Genius of Science》，edited by A.Pa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2002楊傳》：《楊振寧傳》，江才健著，(天下文化，2002)。
《2004解謎》：《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季承、柳懷祖、滕麗著，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此書之繁體字版2004年由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二者的19條問答與參考文獻都基本相同，但頁數不同。
《2008李文選》：《李政道文選(科學和人文)》，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2009 Dyson》：原載《Notice of the AMS》，vol.56，p.212。中譯文載《自然雜誌》31卷，298頁(2009)。
《2010李傳》：《李政道傳》，季承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
（原題為《關於季承的<李政道傳>及<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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