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鄭英豪
中國作為羅盤、火藥、紙張和印刷術這四大發明的發源地，對人類的巨大貢獻是毫無疑問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當代物理大師楊振寧教授便指出，科學史家都普遍同意，西元1400年以前，科技轉讓主要是由中國傳向歐洲。事實上就科學發明而言，中國人還是一個早慧的民族。
但近代的科學革命不發生在中國而是出現在歐洲，卻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從上一個世紀以來便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更窮數十年之力，孜孜于為這個問題尋找答案。
李約瑟經過了許多年的觀察後，先後提出了一系列的結論。他之前曾經認為，中國近代缺乏經濟資源，無法為科學研究提供資本。他的研究成果，已陸續出版成皇皇七大卷28冊的《中國科學技術史》。
中國在近代科學革命缺席之謎，也被人稱為“李約瑟難題”。但是他的最後結論，卻直到他逝世八年後，才在2003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七卷第一冊中提供答案。
封建官僚制度是一大因素
李約瑟的最後結論是，中國科學滯後的癥結在於 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這個制度的最高權力，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其正面效應是朝廷通過科舉取士，便能聚天下英才為國家效力；負面效應是權力過度 集中，制度陳陳相因，新的觀念不易為社會所接受，而相對保守的氣氛卻無法構成一個鼓勵技術開發的競爭環境。可是反觀以貴族封建體系為主的歐洲，自16世紀 以來便因城邦之間相互競爭，為技術開發創造了優異的條件，促使科學革命在西方萌芽。
當然，李約瑟的答案，應該不是唯一的答案。中國近代無論是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都有本身的局限，造成科技落伍的理由肯定不只一端。楊振寧便曾經提出了五個原因：
一、中國的傳統是入世而不是出世的，所以比較注重實際，而不注重抽象的理論架構；
二、中國的科舉制度不利於科學的發展；
三、中國人的普遍觀念是技術不重要，認為是“奇技淫巧”；
四、中國傳統的思維是以歸納法為主，缺乏推演式的思維方法，而兩者都是近代科學不可或缺的基本思維方式；
五、《易經》所闡揚的“天人合一”觀念，阻礙了人們的科學思維。
他也在《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指出，自明朝徐光啟在1607年翻譯半部《幾何原本》為中文，將西方邏輯思維方式介紹到中國之後的250年，近代科學已經在歐洲誕生了，工業革命也開始了，歐洲殖民擴張政策也到達頂峰，然而，“這些年間中國依然停滯不前。
那些阻礙中國萌生近代科學的多種原因仍然存在：缺乏獨立的中產階層，學問就只是人文哲學的觀念，教育制度裏缺匱‘自然哲學’這一項，束縛人們思想的科舉制度，以及缺少準確的邏輯推理的傳統，凡此種種都沒有因為耶穌會傳教士引入了少許西方思想而有所改變。”
缺乏商業的推動力量
他認為，即使直到20世紀的首50年，近代科學的精神與內容已急速傳入中國，為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但滲入的程度依然不夠，原因是：
一、涉及科學的人數仍然不多；
二、涉及科學的層面仍然不多；
三、缺乏工業基礎支援研究與發展；
四、連年的戰禍，不能為科學研究工作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
美籍華裔物理學家任之恭教授則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中國的科學技術許多個世紀都非常卓越，直到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才停滯不前，“其原因可能同封建社會結構和儒家信仰的保守性有關。”
上月，麻省理工學院退休教授黃克孫博士來新，我有機會同他長談，關於近代科學的種子未在中國萌芽問題，他的答案是中國自鄭和下西洋之後的近500年間，基本上缺乏商業的推動力量，無法為科學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
黃克孫的觀察非常值得重視。他指出，明朝初年鄭和下西洋時，中國已擁有全球最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然而，中國卻無意同其他國家發展商貿，也不像歐洲國家那樣致力於爭取海上霸權，作為到海外開發殖民地的資本。
恰恰相反的是，中國甚至實施海禁，斷絕了同西方的交往，也錯過了開發商業文化的良好機遇。
他的這一觀察，說明科學的發展同商業利益息息相關。如果缺乏商業利益，便沒有人願意在科技方面作出投資，當然就不會有科學發展可言。
如果缺乏商業的誘因，西班牙國王便不可能支援哥倫布四度橫渡大西洋，讓他有機會發現新大陸。缺乏這種原動力，西方國家也不會用心於改良火藥技術，從而壯大軍事力量，將歷史推向殖民地的時代。似此種種，都說明商業因素是發展科技所不能缺少的條件。
不過，無論是李約瑟、楊振寧、任之恭或黃克孫，都不約而同的對中國現代的科學發展充滿信心。楊振寧便說：“我的結論是，到了21世紀中葉，中國極可能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科技強國。”
隨著中國在宇航科技方面突發猛進，經濟實力不斷提升，科學研究在中國受到高度重視，中國過去科技落伍的諸多因素將會一掃而空。一個科學的盛世即將在中國發生，這還是有高度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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